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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食品科技创新的法律限度
作者:网站编辑    发布于:2013-11-21 10:04:04    浏览:1472次    文字:【】【】【

--兼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科技的立法价值

 

  文侃  李倩   江西博韬律师事务所

 

摘要:对食品科技的创新进行价值导引和控制,是今天食品科技发展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法律对此不能仅仅是采取鼓励创新的立场和态度,而必须为其确立优先保障食品安全的控制底线。我国《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和实施,对于保障食品科技创新恪守食品安全的法律限度具有重大的立法价值。

关键词:食品科技创新 食品安全 法律限度 食品安全法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食品安全问题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人们普遍谴责的是政府部门的监管乏力、不良企业的道德沦丧以及国家法制的废弛滞后,殊不知,食品科技领域的发展乱象亦难辞其咎。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就是,导致许多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添加剂,就无一不是各种罔顾公众生命健康科技创新的产物

作为一种工具理性,食品科技象其他科技一样,其自身当然无所谓善与恶是价值中立的。但作为人类的一种实践活动,食品科技的创新及其成果,则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人所追求的利益的影响而承载着某种价值诉求,从而表现出为善即造福人类和作恶即危害人类的两种可能。当前,因食品科技创新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表明后者这一可能性已日益严重,可以说,食品科技的异化现象及其带来的负面效应,正在呈现一种不断加剧和扩大的趋势基于此,如何对食品科技创新进行导引和控制,将其引向为善的理性轨道,应是今天我们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二法律对食品科技创新不能仅仅持鼓励的态度和立场

保障食品科技的创新不致失控、滥用而误入歧途,法律作为承载人类价值理性又具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制度性工具,无疑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在当代,法律也已成为国家组织和管理所有科技活动的重要手段,由此在我国还形成了一个专事调整科技活动领域社会关系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即科技法。

然而需要反思的是,国家通过法律组织和管理科技活动,长期以来却似乎仅仅热衷于鼓励和支持人类的科技创新活动,而对其可能带来的危害却缺乏应有的正视和警觉。“我国现行的一些科技法教科书也都强调科技法的调整方法主要是肯定、鼓励、倡导等激励性手段”1]。这种态度和立场,我们认为,既不利于人类科技活动的健康发展,也有违法律的内在特性和使命。法律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肇始于对“发自对人性中或宇宙中与始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醒悟”2]。 事实上,之所以需要法律对科技活动进行调整,除了近代工业化以来人类的科技活动日益普遍化、复杂化需要国家予以组织和管理外,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需要通过法律来避免科技活动所带来的种种负效应。既如此,法律对科技创新活动的调整就不能总是强调法律的激励功能,也应发挥法律的控制功能,以控制这一领域人的创造力恶行的肆虐。

当然,科技创新是一项需要调动人的创造力的活动,是自由度最大的领域,法律对此应当更多地保持其创新的自由而不是滥加限制。但是,任何自由都不能没有限度,科技创新自由度再大亦应如此。否则,任由这种创新自由的泛滥,那么人类创造的科技就可能反过来成为人类自身的威胁力量。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注重鼓励人们征服自然界而结果却不断受到自然界的严厉惩罚,就是最好的证明。时至今日,随着现代科技创新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的显现,如何有效控制这种人类自身创造的威胁力量,更是成为了危及人类自身生存的“一个全球性伦理问题”3。在这种情形下,通过法律来对人类的科技创新活动进行控制就不仅必要,而且显得非常重要而又紧迫了。强调这一点对今天的食品科技创新意义更为重大。因为食品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物质来源,是“民之天”。食品科技的创新又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更不能沦为一种任意性的纯粹自由活动,为其设置法律控制的限度已是当下人类的一种不二选择。

  食品科技创新需要确立保障食品安全的法律控制底线

就控制食品科技的创新而言,这个法律限度我们认为就是保障食品安全。所谓食品安全,虽然目前在理论上的解释还存在分歧,其本身也是一个动态性概念,但有一点则是普遍认同和共同承认的,即要求担保食品的制作和食用不能对人的生命健康造成显性或隐性的危害可见,食品安全的核心就是不能危害人类。由此,将保障食品安全作为食品科技创新的法律限度,正是法律控制人类利用科技活动作恶的指引功能的体现;同时,食品安全,由于属于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的安全,不仅直接关系到每个个体的生命健康,也直接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的秩序稳定。因此,对待食品安全,应当从人权保护的高度来认识,应当从社会公共安全的高度来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食品安全作为食品科技创新的法律限度,也是保障基本人权、保障社会公共安全的需要。

需要说明的是,过去在我国,法律对食品生产和经营的调整长期使用的是“食品卫生” 这一概念,但研究表明:“食品卫生这一概念强调的仅是食品是干净的、未受污染的,且侧重于加工、流通过程各环节的监控,基本上将种植、养殖环节排除在外”4]。显然这并不足以确保食品不致危害人的生命健康,换言之,卫生的食品并不一定是安全的食品,因此,如果继续使用食品卫生作为法律控制食品科技活动的限度,并不能达到有效避免其失控和滥用的目的。

将食品安全确立为食品科技创新的法律限度,尚需进一步讨论两个问题。一个就是与食品科技创新追求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经济目的始终是人类科技创新的巨大动因,法律之所以一直对科技创新持鼓励态度,一个重要的原因也就在于它能迅速带来财富的增长。有学者发现,我国现行科技立法的目的和任务也大都强调“推动科技为经济建设服务”, “只重视科技的经济效益忽视其他价值,表现出十分明显的经济至上目的性”5]。这种经济至上的目的性在今天市场化、现代化得到推崇和普及的情况下,在食品科技领域表现得尤为严重和明显,市场效益的追求正在遮蔽许多人关注食品安全价值的视线,利润原则几乎成为了一些人搞食品科技创新的唯一动力。应当承认,市场经济的利益杠杠激励原理在推动近代以来科技迅速发展方面的确功不可没,但同时也应当看到,市场经济这种社会机制由于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出发点,很容易诱惑和导致科技创新的滥用和失控。而对于人类共同体来说,食品经营者的利益显然绝非最大的利益,保障食品安全才是最高的价值,任何其他利益需求都不能成为动摇或取代这一价值的理由。因此,在食品安全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问题上,正确的认识应是食品安全是第一位的原则,应当处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紧接着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律强调食品安全的这种优先地位,会不会阻碍食品科技自身的发展创新?对此,首先应当认识到,安全作为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仅仅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庇护与保障,将食品安全确立为食品科技创新的法律限度,也只是为其设置和划定了一条法律底线这条底线既是食品科技创新自由不能突破的最低边界,同时也是国家通过法律干预和控制食品科技创新自由的最大限度,因此它仍可为食品科技的创新预留巨大的自由空间,没有也不会抑制和扼杀人们进行食品科技创新的自由和动力。其次,这一法律底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对科技创新自由进行某些限制,但限制只是手段,维护和保障食品科技的创新自由才是目的。“事实上,限制自由并不包含取消自由,仅仅是对自由不正当行使的约束”[6]。因此确立和坚持食品安全的法律限度,与食品科技创新的自由并不必然存在冲突,正如市场失灵需要国家的适度干预一样,保障食品安全也是食品科技创新的内在需要。

四《食品安全法》为食品科技创新提供了价值导向和制度规制

为食品科技创新确立食品安全的法律限度,不能停留在法理学层面的抽象讨论上,还应具有制定法的文本依据与操作指引。然而如前所述,我国现行专门的科技立法还只是在强调服务经济的立法任务和鼓励创新的自由原则,尚未确立对科技创新活动进行法律控制的理念,“食品安全”概念最早出现在我国制定法领域也仅仅是新近颁布的《食品安全法》的事。2009年取代《食品卫生法》的《食品安全法》,从某种意义上,其实可以说就是一部食品科技法,但在众多关于《食品安全法》立法价值和意义的讨论中,我们却极少见到专门来自食品科技方面的评价。然而,只要我们能注意到该法基于食品安全与食品科技的内在关联而进行的大量的将科技问题法律化以及将法律问题科学化的双重努力,就不难觉察到《食品安全法》对食品科技创新的立法价值和意义了。这至少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和确证。

一方面,该法第1条规定的“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立法宗旨,就可理解为是为食品科技创新确立的价值导向,构成法律对这一活动的原则的、确定的和羁束的指引。虽然《食品安全法》的适用范围直接针对的主要是食品、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生产经营和安全管理活动,而不是食品的科技创新活动,但鉴于食品科技是食品安全的技术支撑和保障,该法的这一立法宗旨也完全可以延伸适用于食品科技活动领域,从而理解为是对食品科技创新活动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立法宗旨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法律实现了对有关食品的法律规范和控制标准从“卫生”到“安全”的转变和提升,从而第一次确立了“食品安全”在我国法律上的价值地位。这无疑意味着,保障食品安全将成为我国所有有关从事食品的活动主体,当然包括食品科技创新主体,都应履行的普遍性法律义务。另外,为进一步加强这一法律指引的确定性。《食品安全法》还首次对食品安全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该法第99条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不难看出,这一定义依然强调食品安全的核心是不能危害人类这一法律底线,并未提出食品应满足人类营养与健康需要的过高要求, “应当有的营养要求”也仅仅是一个底线要求。

另一方面,《食品安全法》不仅为食品科技创新设置了一道法律底线,而且为确保这一法律底线得到遵守而不被突破,还在制度设计和安排上进行了专门的规制。虽然这些规制大多也并不是直接冲着食品科技创新来设计的,但食品安全与食品科技的内在关联,必然使这些法律规范,蕴含着确保食品科技创新严守食品安全法律限度的诸多法治机理。

其一,就是该法要求建立统一、强制、科学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实际上就可视为为食品科技创新成果提供了一项确定性的评价标准。建立完善的科技成果评价法律制度,能“在保证最大限度地利用科技成果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估计和预见其利用的有害后果,以抑制科技活动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引导科学与法律实现互动”7]。 控制食品科技创新的非安全性滥用,自然也应建立相应的科技成果评价制度,而这首先就应确立一套食品安全的技术评价标准,并将这一技术标准法律化、强制化和统一化。在这方面,《食品安全法》专设一章作了相应的规定,尽管还很难说已尽善尽美,但毕竟在改变长期以来我国这一法律标准的缺失、混乱和陈旧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一步。尤为值得称道的是,该法还明确规定制定食品安全的国家标准,要广泛听取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意见,应当供公众免费查阅,从而使相关的社会成员拥有了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参与权和监督权。

其二,该法首次确立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则不仅可用来直接住食品科技创新的安全关,即要求创新的食品科技在投入生产和市场之前必须进行安全性风险评估;而且由于该制度本身又需要相应的科技支持能力,因而也必将对我国食品安全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某种角度来说,今天的食品安全问题,是食品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但又未充分发展的产物,因而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归根到底最终还是要依靠食品科技本身的创新来解决,这其中尤其要注重研发有关食品的安全与控制技术(又称食品安全保障技术)。发展创新这项食品科技,目的就是要“以科技制科技”,运用科技手段保障食品科技的创新不致偏离食品安全的价值导向。鉴于食品安全保障技术对于食品安全具有的这一重大意义,《食品安全法》在对食品安全进行法律控制的同时,仍然继续发挥着法律对科技的激励功能。该法第9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与食品安全有关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鼓励和支持食品生产经营者为提高食品安全水平采用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规范”。

其三,该法加大了食品生产经营的监督和对违法者的惩处力度,必然可为遏制和堵塞我国食品科技领域的恶意技术创新提供一种有效的制衡力量。与以往的《食品卫生法》等食品立法相比,《食品安全法》明显加重了对食品安全方面各类主体作为和不作为等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与处罚力度。不仅进一步理顺了政府部门的监管体制(当然还能听到抱怨声),而且通过奖励举报、提高惩罚性赔偿标准(并不要求以欺诈为要件)等制度设计,引入了消费者监督的制衡机制。这种制度设计及其推行,其法治效应将不仅是逼迫食品企业主动加大食品安全技术研发或引进的投入,自觉淘汰落后技术同时,也将有力地堵塞食品科技恶意创新的各种漏洞,因为虽然《食品安全法》惩处的对象直接是违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以及监督管理失职的政府部门的监管者,但由于不顾食品安全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恶意技术创新,也是一些食品企业堕入违法之列的重要方面,因而对违法食品企业和监管者进行的法律惩处,其锋芒所向也必然会指向食品科技的恶意创新。在这方面,《食品安全法》并没有因科技创新需要自由和宽容而有对其法律责任予以豁免或减轻的相关规定。在这种强大的法律威慑下,相信会使那些试图逾越食品安全法律底线的人有所收敛,从而抑制食品科技领域的恶意创新冲动。这里的人不惟只是食品的生产者和经营者,也应包括专门从事食品科技研发的企业和各类机构及其科研人员,遗憾的是《食品安全法》对此没有连带责任的规定。

 

注释:

1]邵志华:《科技法律制度刚性的思考》,《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72页。

2]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刘军宁等,《公共译丛》,第一辑,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80页。

3]张文显:《法理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17页。

4吴芳:《食品安全立法中基本概念辨析》,《价格月刊》,2008年第7期,第56页。

5]万志前 王干:《生态科技的法律引导》,《科技进步与对策》,2002年第2期,第11页。

6]李昌麒:《经济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7周学忠 詹伟:《试论科技与法律的辩证互动关系》,《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0,第26卷第5期,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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